築橋 ——跨越文化的鴻溝斯托得( John Scott)基督教發源於兩千年前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文化， 講道不只是解經，也是溝通；不只是詮釋一段經文，也是將神所賜的信息傳達給活生生的人，所以我打算用另外一個比喻，來說明講道的基本性質。這個比喻聖經沒有明文用過，所以不屬聖經，可是我希望能證明，它所帶給我們的是合乎聖經原則的使命。這個比喻便是築橋。 跨越文化的鴻溝 兩地若為河川或峽谷隔開，便需以橋為溝通的途徑，以使交通流暢；否則便無法來往。這道峽谷鴻溝代表什麼？跨越其上的橋又是什麼？鴻溝是聖經世界與現代世界極深的褲隙。 一九五五年史諾爵士( Lord Snow)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談到「兩種文化」——科學與文化，他惋惜文學界與科學界人士彼此的差距愈來愈大。他提到這兩者之間「互不瞭解的鴻溝」。如果這兩種當代的文化差距已經這麼大，它們與古代世界的鴻溝就更大了。基督教傳播者所要築的橋，便是要跨越這道既寬又深、兩千年文化差距的鴻溝(舊約的情形差距更大)。我們的責任是：使神已啟示的真理能夠從聖經中流出來，進入現代人的生活中。幾年以前，我曾和兩位學生談話，他們是兩兄弟，一位就讀於牛津大學，另一位就讀於愛丁堡大學。他們生長於傳統的基督教家庭，父母親都信主。但他們倆人卻放棄了父母的信仰和幼年所受的基督教教育。其中一位告訴我，他是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另一位則稱自己為不可知論者。我問他們，到底真象是什麼？是否他們不再相信基督教的真實性？他們回答道：「我們的問題不在這一點。我們對基督教是否真實沒有太大興趣。即使你可以向我們證實它是真的，我們也不一定會接受。」「那麼，你們的問題究竟是什麼？」我帶著幾分驚異地間。他們繼續說：「我們想要知道的，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實，而是它是否與這個時代有關。坦白說，我們絲毫看不出它怎麼可能切合現代。基督教發源於兩千年前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文化，這樣一個中東的宗教，怎麼可能向我們活在廿世紀末期、生活多采多姿、五花八門的我們說話？我們在七十年代已經送人上了月球，八十年代會送人上火星，今天可以作器官移植，明天就可以進行遺傳工程：這個原始的巴勒斯坦宗教怎麼可能與我們有任何關連？」我常常為那次談話感謝神。那一次帶給我生平最強烈的感受，發覺一般人認為聖經與他們之間的鴻溝何其深。這正是今日基督教傳道人所面對的挑戰。 澄清兩個誤會 然而，在繼續發展講道如築橋的觀念之前，我想我應該先說明兩點，以避免一些誤會。第一，雖然我在前面曾說，聖經世界與現代世界之間，有一道缺乏橋的峽谷，但我承認，其實過去已不斷有築橋的人；在教會歷史之中，基督徒總在嘗試使聖經的信息與當代文化建立關係；這種努力代代不絕。就築橋而言，歷史的連貫性似乎超過了我的比喻所容許的狀況。有時候，新的一代並沒有建新的橋，乃是重新整修舊橋，這裏擴充一段，那裏加一道縱。然而，現今的世界變化太快，新興的一代感覺鴻溝愈寬，挑戰益大，需要重建新橋。我那兩位學生朋友心中，無疑有著極深的峽谷，將他們與聖經的信息遠遠隔開。 第二、我承認，在要求關連性的迫切呼聲之中，存有一些危機。如果我們只專注在回答人的問題；可能會忽略一項事實；他們常提出錯誤的問題，需要人幫助，才懂得怎麼問正確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全盤接受世界對自己的認識，我們會成了時尚的僕人，而不是神的僕人。因此，為避免陷入網羅，不致成為迎台大眾口味的現代假先知，我們所要築的橋，應該更多以聖經的啟示來衡量，而不是以時代精神為準則。教會的呼召是向世俗主義挑戰，而不是投降。儘管如此，我們仍極其需要多去瞭解現代世界，提高敏感度。沒有接觸地面的講道 面對這個問題(如何越兩個世界的鴻溝)，傳道人很容易犯以下兩種錯誤之一。 如果我們是保守人士(我是指我們的神學，而非性情或政治)，忠於歷史的正統基督教，我們就活在鴻溝的聖經一側。我們在這邊感到很舒服，也很安全。我們相信聖經，愛聖經，讀聖經，研究聖經，闡釋聖經。但是我們過到彼岸的現代世界就感到不自在，特別中年以後，這種感受更強。它令我們眼花撩亂，飽受威脅。因此我們往往會與它隔離。我們若閱讀杜弗勒所著未來的衝擊( Alvin Toffler's Future Shock)，看見其中所載西方文化變遷的迅速，以及對人帶來的困擾(這也是一種「文化震撼」，不過並非由跨越空間而來，乃是時間造成的)，可能會受到極大的衝擊，甚至有些人可能永遠無法擺脫其震撼力。從我們的講道便可看出這一點。我們所講的都合乎聖經。當然，除此以外，我們還傳什麼？沈美恩和司布真是我們的英雄。我們定意效法他們講解聖經，所有的教導都出自聖經。可是如果我將這兩個世界的鴻溝畫出來，再將我們的講章放進去，我可能必須畫一條直線，從聖經世界的這一端，直直往上，形成筆直的線條，但始終無法落於彼岸。因為我們的講道太少接觸地面了，不能成為進到現代世界的橋樑。它雖合乎聖經，卻不合乎時代。如果有人問我們，為何只有解經而沒有應用，我們則敬虔地回答，我們相信聖靈會將祂的話應用於人的實際生活中。如果我對保守講道的描繪，是一幅帶刺的漫畫，尚請讀者見諒。我惟一的辯護是：這是從前的我的寫照。我希望最近幾年我已經修正了自己的方法，不過無論就理論或實際而言，我從前都只是講解聖經，而讓聖靈來作應用的工作。其實這個方法並不像表面上看來那麼無效，原因有二。第一、聖經的經文本身相當富現代性，這點頗令人訝異：第二、聖靈的確用經文使聽眾看見自己的罪，相信基督，並向成聖邁進。傅賽思將這一點表達得精粹出眾： 傳道人必須將聽眾帶入永恆救贖的聖經世界中。……這世界與每個時代同樣接近，對每個時代也同樣有權柄，不論時代多新。對每一世紀，惟一合乎時宜的講道，就是傳講這永恆之道，而惟有聖經向我們開啟至聖之愛、恩典與救贖的永恆性，以及救我們脫離不得潔淨之罪的恩典，是何等恆久不變。 但同時，我們不能以福音永遠與人有關，聖靈不斷在人身上動工為藉口，逃避溝通的問題。我們不應該效法吉費爾牧師( Reverend Maynard Gilfil)，示柏登(Shepperton)英國國教(Anglo Catholic)教會的副牧師，艾略特(George Eliot)向我們介紹說，他是「一位頂好的老紳士，抽菸的炳管很長，講起道來卻很短。」事實上「他有一大疊短講章，邊都發黃破損了；每個星期天，他從其中抽出兩篇，按照次序拿，保證絕對公平——不管講題是什麼。」有幾則驚人的故事，描寫不合時宜的講章，時下流傳甚廣。有一則講到，一位軍牧去看尼羅河上游正在建造的大水壩。他的聽眾平時必須忍受炎熱的氣候，與外界的隔離，他們空閒很多，娛樂器材卻少，試探的攻擊很強。你想，他會傳什麼信息？他講的是「當按照教會日曆守各聖徒之日——好像聽眾是家鄉裏敬虔的寡婦和老處女。」講這故事的麥格利葛(W.M. McGregor)，說他是「白痴第一名」。另外還有一位，「劍橋大學的院長，馬司考(E.L. Mascall)在他的一本書中描述他……向一群在劍橋作工的人開講道：『近年來，神存在的形而上辯證，大半因著條頓人(Teutonic，即德國人)的影響，在基督教護教範疇中，已經淪落至較不重要的地步。』」但這個人的笨拙，還不及索爾斯堡(Salisbury)的霍斯渥監督(Bishop John Wordsworth, 1885-1911)，他在石伯恩學校(Sherborne School)的堅信禮崇拜中講道：迫切地懇勸那些男孩，他們不管作什麼都可以，只是千萬不要娶前妻的姊妹為妻。」且讓司布真暴露這種無關痛癢、專注神學細節的講道，是何等可悲復可笑； 比方，像創造前揀選論與創造後揀選論的大問題，聖子如何由聖父生的嚴密辯論，聖靈如何出自聖父與聖子的探究，前千禧年或後千禧年孰是孰非，這類問題不管有人認為多麼重要，對敬虔的寡婦卻毫不相干，她靠蝙織養活七個兒子，她要聽的是神凡事必有預備的慈愛之言，而不是那些深不可測的奧秘。我認識一位牧師，他很會講獸的十趾，基路伯的四張臉，貂皮的奧秘意義，方舟橫木的預表，所羅門聖殿窗戶的預表；但是對商人的罪、時代的誘惑、當今的需要，他幾乎全然不提。換句話說，他完全脫節了。 但有人任憑聖經啟示從指間溜走 我現在再談另一種講道的錯誤，就是那些不持保守神學，而持「自由」神學，或更偏激的「急進」神學之人，所犯的典型錯誤。他們發現，住在這道深溝的現代一端，十分意。他們是屬於現代世界的現代人士。他們對時尚、潮流反應敏銳，知道周圍一切發生的事：他們閱讀現代詩集與哲學；對當代小說家的著作、頂尖科學家的最新發現都瞭如指掌；他們去看戲劇、電影，也看電視。杜弗勒的「未來的衝擊」不能震撼他們，因為他們內在已有衝擊吸收器。他們隨著時代的變動而變。因此對他們的講道，我必須在我的圖上畫另一條直線，不過這次方向正好相反。他們的講道與現實世界完全結合，但是至於其出處(我們很想加上這句話)只有天知道。他們自然不會根據聖經；相反的，這些傳道人放鬆雙手，任憑聖經啟示從指間溜走。 兼顧聖經真理與時代的需要 我們批評自由神學家，責怪他們放棄歷史的基督教，卻常不夠尊重他們的動機，或嘉許他們嘗試要作的事。其實他們的本意並不是拆毀，而是重建。他們知道，當代許多人對基督教極其輕蔑，不屑一顧：因為他們認為這信仰站不住腳，其信條陳腐過時，而字彙毫無意義。這個事實令最好的自由主義者深感痛心，而他們會發展那些神學，背後的原因就在此。他們急於重新陳述基督教信仰，用他們世俗的同事、朋友所能明白的詞彙，有意義、能接受的話語，來作介紹。他們真心為這個需要努力，要向現代人提供現代的福音。就這點而言，他們著實令人佩服。我盼望我們保守派人士也能同樣感受到這種刺激，不再以迂腐過時言詞的壕溝自保，也不再以自己不能溝通而洋洋自得，惹人生厭。自由派人士的可惜之處，也是可責之處，是他們為了要拋棄古老的說法，竟把其中所含的真理一併丟棄了，就像倒洗澡水時連嬰孩一塊倒掉了。 我感到，以上所刻畫今日教會兩大神學陣營的對比，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悲劇之一。一方面，保守派忠於聖經卻不合時宜，另一方面，自由派與激進派跟上時代卻不合聖經。但是，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天真地走極端呢？每一個陣營各有其合理之處，一方是要保存神的啟示，另一方則要向真實世界的真實人建立有意義的關係。為什麼我們不把兩方所關注的結合起來了自由派人士難道不能向保守派學習，保存合乎歷史與聖經的基督教要素是必要的？保守派人士難道不能向自由派學習，極力將這些真理與真實世界建立關係是必要的？ 目前，這兩個陣營在文化深淵兩岸各倡所偏好的一方，幾乎沒有人在築橋。然而，傳道人的工作就是溝通。有人曾諷刺講課，將其定義為：把資料從講師的筆記上挪到學生的筆記上，不需經過兩者的大腦；但講道不應該同樣成為這種缺乏溝通的劣例。我們應該禱告，求神興起新一代的基督教傳播者，有決心要跨越這道鴻溝：使神不變的信息與這變化萬千的世界建立關係；拒絕為建立關係而犧牲真理，或為真理而放棄關係；定意要兼顧聖經的真理與時代的需要。 (本文摘自 John Stott「講道的藝術」 一三九~一四五頁，校園書房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