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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中國路 —華北的教育宣教士 魏外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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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共有十三所：華北區的齊魯(濟南)、燕京(北平)、華東區的金陵(南京)、金陵女大(南京)、之江(杭州)、聖約翰(上海)、滬江(上海)、東吳(蘇州)，華南區的嶺南(廣州)、福建協和(福州)、華南女子協和(福州)，華西區的華西(成都)與華中區的華中(武昌)。
這些大學都是經過多次的合併或拓展才逐漸成形的，其中都有一段曲折複雜的過程。近年有位美國史學家Jessie Lutz對它們做了一番精細的研究，完成「中國與基督教大學」(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一書，一九七一年由康乃爾大學出版，並榮獲翌年的美國女史家獎。本文所介紹的路思義(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與上列華北區的齊魯與燕京兩校都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可以稱他為「華北的教育宣教士」。
一、耶魯三傑
路思義生長在麻薩諸塞州的史克朗頓城(Scranton, Mass.)，父母親都是敬虔的基督徒，經營一家頗具規模的雜貨店。當他在一八八八年進入耶魯大學就讀時，正是海外宣道的狂飆吹進美國各大學的年代。就在這一年，「學生志願海外宣道運動」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正式展開，以後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送走八千多名大學畢業生遠赴異鄉宣道，而其中又以到中國來的佔最多數。
第一個被這股潮流所激動的耶魯學生是與路思義同級的畢特金(Horace T. Pitkin)，他在大二那年就在一個夏令會中簽了志願卡，並且開始在同學中傳遞海外宣道的負擔。路思義和艾迪(Sherwood Eddy)就是經由華特金的不斷鼓勵才加入志願軍的行列，而形成了「學生志願海外宣道運動」中著名的「耶魯三傑」。
「耶魯三傑」在一八九二年畢業後，又一起進入紐約的協和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在這裏，他們不但在知識與靈命上裝備自己，也很注意身體的鍛鍊，因為健康的身體也是前往海外宣道的一個重要條件。他們每天下午五點鐘準時到院中的健身房活動，最後以一哩的跑步作為結束。每當他們想偷懶不跑時，總會提醒自己說：「還是跑吧！跑這一哩路可以使我們將來在中國多走好多路呢！」此外，他們也抽空到附近的教會醫院中見習一些基本的醫護技術，以備將來在中國可以派上用場。
在協和讀了兩年後，「學生志願海外宣道運動」當局邀請他們三人出任一年的巡迥幹事，分頭前往各大學訪問。路思義分配到南部與西南部的各州，結果他在這一年裹又帶領了一百多人加入志願軍的行列。據統計資料顯示，一八九四年度是這個運動擴展最迅速的一年，「耶魯三傑」的貢獻於此可見。
一年期滿後，華特金留在協和，路思義與艾迪轉往普林斯敦去繼續未完成的神學課程。一八九六年的夏天，艾迪和華特金分別動身前往印度與中國，路思義則拖到第二年的九月才帶看新婚三個月的妻子航向中國。
二、從「文會館」到「廣文學堂」
「文會館」是由美國長老會的先驅宣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在山東登州(蓬萊)創辦的，當路思義來這裏報到時，它已經具有將近三十五年的歷史了。
在「文會館」的頭兩年，路思義一面自己勤習中文，一面教學生物理學，同時也指導學生在課餘研讀聖經與從事體育活動。在他的鼓勵和訓練下，「文會館」的學生舉行了山東省有史以來的第一場籃球比賽，吸引了附近許多居民來觀賞。哨音響處，全場手忙「腳亂」、鞋飛辮舞，使得另一位充當裁判的美國教師一籌莫展。
一九○○年的議和團事變，山東也是動亂不安的一省。居住在登州的傳教士幸有北洋海軍的統領薩鎮冰率兵艦「海坼號」相助，得以安全抵達煙臺，隨即轉赴朝鮮避亂。在朝鮮，他獲知「耶魯三傑」之一的華特金已經在七月一日保定府的大屠殺中死於拳匪之手，不禁在日記中寫下這樣悲痛的話：「這是什麼日子啊！是充滿苦難與迫害的日子，是由流血與死亡交織而成的日子。」不遇他並不因此灰心，相信「上帝的國仍將在中國建立起來」。
三、從「廣文學堂」到「齊魯大學」
雖然狄考文很早就呼籲在中國的教會學校要注重素質的提高，雖然「文會館」在三十多年裏已經為中國教會與社會培養出許多人才，路思義從一開始就覺得它仍有待大規模的改革。第一、登州位置較為偏遠，不若濟南、濰縣等地位居交通要衝，若遷校於彼，定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第二、與其各差會獨自經營小規模的學校，不如大家聯合經營大規模的學校，而在高等教育上尤其有此需要。就在路思義的訂劃與聯絡下，美國長老會與英國浸信會終於在一九○四年在濰縣成立了一所聯合的高等教育學府
——「廣文學堂」。「廣文學堂」雖然只獨立存在了十多年，卻在中國基督徒學生的宣教運動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一九○九年三月間，路思義感受到學生中屬靈復興的氣氛逐漸儂厚，就邀請丁立美牧師來校主領一連幾天的奮興聚會。
丁牧師也是「文會館」的畢業生，說來還是「廣文」的校友呢！原來每天只有二十分鐘的晨間崇拜延長為一小時，許多學生在丁牧師富有挑戰性的信息下決志走上傳道之路。決志的人數從七個、六十個、八十個，最後增加到一百十六個，佔全校學生的三分之一以上！從這裏就開始了著名的
「中華學生立志佈道團」，後來在全國有支團十三處，團員一千多人，成為中國教會的一支生力軍。一九一七年，廣文學堂與青州的「樂道院」、濟南的「共合醫道學堂」合併，命名為「齊魯大學」。路思義被推選為副校長兼建校委員會主席;為此他回到美國兩年多，四處奔走募集建校的經費。
四、促成燕京夢的實現
燕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在他的回憶錄中稱燕大的成立是「一個夢想的實現」。的確，這間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為校訓的教會大學，不但以它精緻和諧的中國式校舍為榮，也拿得出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豐碩成果。
這個夢想的實現，除了有賴司徒雷登的擘劃經營，也歸功於路思義的募捐本領。從一九一九年出任燕大副校長後，他一直代表燕大在美國募捐。這次的使命比以前為齊魯所做的更加困難，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孤立主義抬頭，海外宣道的熱忱也隨之銳減。
然而為了燕大，路思義犧牲了與妻兒在一起的安定生活，忍受有些人對他「擺脫不了金錢」的批評，終於促成一幢幢的校舍在燕大校園中建立起來。其中有一個六角形的亭子，即由燕大當局命名為「思義亭」，藉以紀念他對燕大的貢獻。
五、「雜誌大王」的父親
一九二七年秋天，路思義從燕大退休，終於有了真正屬於自已的時間與生活，他再度回到荒廢已久的學術活動中，在哥倫比亞大學與協和神學院選課，專心研究中國的歷史、宗教與文化。第二年九月開始，他接受了甘迺迪宣教學院(Kennedy School Of Missions)的邀請，在那裏教授有關中國的課程。他很興奮的寫信給朋友說：「在這裹，我們可以每天思想中國、講解中國……雖然如今我們不能身在中國工作，卻仍然可以在這裹為中國做些事。」
他的四個子女都已成家立業，蒙神祝福。尤其是長子亨利魯斯(Henry R. Luce)一手創辦了時代(Time)、幸福(Fortune)與生活(Life)三大雜誌，贏得了「雜誌大王」的美譽。從第一期的「時代」出刊以來，路思義一直是它的忠實讀者，也時常向兒子提出一些改進的意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變後的幾個小時，他長眠不醒，無疾而終。當天的日記是這樣結束的：「我們正進入一個歷史上的大時代，讓我們相信上帝美好的計畫。」
[原刊載於校園雜誌66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