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迢迢中國路 ——醫療宣教的 魏外揚 |
 |
國父孫中山在獻身革命事業之前，曾有意行醫濟世。他的正式醫學教育是在香港「西醫書院」完成的，不過在這之前，他曾經先在廣州博濟醫院附設的醫校中就讀過一段時間，這可以算是他接觸醫學教育的開始。當國父在一八八六年秋天進入這所醫校時，博濟醫院的創辦人伯駕 (Peter Parker,1804-88)已是八二高齡的老人，住在美京華盛頓，一面忍受年老的體能衰退之苦，一面回味壯年時在中國那段忙於行醫、傳道的日子。
一、在耶魯的準備
伯駕於一八○四年(清嘉慶九牛)生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的法明罕(Framingham)，原來應該有兩個哥哥，不幸都在嬰兒期就夭折了，所以只剩下兩個姊姊和一個妹妹。童年的生活很單純，總是在農場、教室與禮拜堂三者之間打轉。一家人在父母親的以身作則下，過看敬虔、勤勞的生活。
由於他是家中僅存的唯一兒子，必須幫忙農場上的操作，所以對學校的功課較為疏忽，升學的年齡也稍受耽誤。當他拖到二十三歲才升入阿美士德學院(Amherst College)時，竟是全校中最年長的一個學生。在這所宗教氣氛極為濃厚的學院中讀了三年以後，他轉入了學術水準較高的耶魯學院 (Ya1e College)。由於耶魯承認了他在阿美士德的全部學分，所以他只要再花一年時間部可獲得學士學位。
在耶魯的這一年裏，伯駕最關心的不是學術的研究，而是追求聖潔的基督徒生活。「我願更加聖潔、更像耶穌」的句子，經常在他的日記中出現。
也就是在這一年(一八三○年)，他開始考慮到獻身於海外宣道的問題。第二年的四月間，有一位熱心推動海外宣道的人士安路福(Rufus Anderson)來到耶魯主持一連串的聚會，終於促成了伯駕的最後決定。由於安路福隸屬於全美最早的一個海外宣道團體「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因此伯駕也將申請書送到那裏去。
美部會接納了他，同時建議他再回耶魯去深造，接受神學與醫學的訓練。最後為了趕上一艘願意免費帶他到中國來的船，伯駕將四年的醫學課程在三年裹加緊完成，於一八三四年三月通過考試，六月啟程，十月抵達廣州。
二、創辦「博濟醫院」
伯駕是第一個來華的醫療宣教士，他在一八三五年創辦的「博濟醫院」則是中國境內第一所現代化的醫院。這所醫院最初座落在廣州城外西南方的外商社區中，規模不小，候診室可以容納二百多人，病房可以容納四十多人。
開院後不過十七天，病歷表就增加到二百四十多張，這裏面還包括了幾位衙門的官員在內，可見伯駕的醫術很快就受到中國人民的信任。
為了使日漸增多的病人能夠循序就醫、提高效率，伯駕在病人進門後，先發以竹片製成的長方形號牌，然後病人就按照號牌上的號碼，循序進入診療室。據說這種已為今日世界上各醫院普遍採用的「掛號制度」，還就是淵源自伯駕在博濟醫院的這套設計呢！
伯駕的專長本為眼科，所以一開始只看眼科的病，後來應病人的再三要求，也開始為他們看其他的病，從麻瘋病、象皮病到疝氣、腫瘤，無所不看，終於成了一個「全科大夫」。
其中尤其在外科方面，伯駕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寫下了幾個重要的首創紀錄：一、割除扁桃腺(一八三六年)，二、割除結石(一八四四年)，三、使用乙醚麻醉(一八四七年)與氯仿麻醉(一八四八年)。
此外伯駕也以割除腫瘤而著名，例如他的第四四六號病人就是一個嚴重的腫瘤患者，從右太陽穴一直向下長到右頰，整個右眼幾乎都被遮住了，結果伯駕為這小女孩施行手術，割下了這顆重達一又四分之一磅重的腫瘤，挽回了她的性命。
總計伯駕在華大約二十年的行醫時期中，他一共看過五萬三千多個病人。這裏面從兩廣總督耆英到混身長瘡的乞丐，從當地人到外地慕名而來的人都有。
在他所挽回的許多性命中包括了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在內，伯駕曾說：「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過其他善工，只恢復了這個為上帝所愛的僕人的健康，我也已經不枉為一世的人了。」 (引自梁發傳，輔僑出版社，第八八頁。)後來梁發常到博濟醫院來與病人談道，為伯駕分擔了許多辛勞。
伯駕一直視醫療為佈道的方式之一，因此他雖然在醫術上日益精進，但他信靠上帝之心並末稍減。在為病人進行手術之前，他除了詳細研究病情以外，更迫切的為病人禱告。在他的日記中，到處都是將某個病人「交在最大的醫生(耶穌)手中」，或為某個病人的痊癒而感謝上帝的記載。
對於病人在手術前的心理狀況，他也一樣重視，往往先花上幾天時間，幫助病人對上帝也產生信心，然後才進行手術;其結果往往是使病人不但得到身體的痊癒，也經歷到心靈的更新。
為了引進最新的醫學技術，伯駕利用每次回國的機會，到處參觀醫院、遍訪名醫。例如他在一八四一年初次返國時，便完成了婚事，但是在婚後不久就與妻子小別，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前往英、法兩國，向倫敦、巴黎的許多名醫請教，獲益匪淺。
除了自己重視進修以外，伯駕也訓練了一批中國助手，前後大約共有十個人，其中以大弟子鄺某最有成就，好幾次在伯駕有事出門的期間能夠獨當一面，病人並不因此而減少。鄺某的叔父曾隨英人程耐里(Chinnery)學畫，因有感於伯駕免費為自己的同胞們治病，他也自願免費為伯駕將某些病人的病狀畫下來，成為一幅幅生動的病歷資料。
這一百一十幅西式人像畫如今都還存在，其中八十六幅在耶魯醫學圖書館(Yale Medical Library，二十三幅在倫敦蓋氏醫院的戈登博物館(Gordon Museum at Guy's Hospital)，一幅在波士頓的康特威圖書館(Countway Library)。其中有三十多幅是腫瘤患者的畫像，看了那些奇形怪狀、醜惡掙獰的腫瘤之後，更讓人敬佩伯駕的醫術與愛心。
三、發起「中國醫藥會」
為了使醫療宣教的價值更為人們所重視，伯賀在一八三八年會同了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與郭雷樞(Thomas R. Colledge)二人發起組織「中國醫藥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參加成立大會的約有十多人，公推郭雷樞為主席、伯駕為副主席。不過郭雷樞不久就同英國去了，所以實際上是由伯駕來領導這個團體。
「中國醫藥會」雖不如以後的「中國博醫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那樣在統一醫學譯名、推廣醫學教育等方面卓然有成，卻在聯繫早期的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能。下面一連串在中國教會史與醫學史上都不可缺少的名字，都曾經是「中國醫藥會」的成員：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麥嘉締(D、B. McCartee)……。
四、只在中國行醫
一八四四年中國與美國在澳門的望廈締造了兩國間的第一個條約，伯駕擔任美國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的譯員。這是他參與外交工作的開始。以後他還擔任過美國使館的代辦與公使(一八五五-五七)，不過比較起他的醫療與宣教事業，這些經歷就黯然失色了。
一八五七年伯駕夫婦回到華府定居，從此就沒有再到中國來。最奇怪的是這位在眼科、外科與麻醉等方面都可以列入世界第一流的醫生，回國後竟然沒有再為任何人看病，好像他根本不曾當過醫生一樣。也許，他當初習醫是為了到中國來，如今置身於名醫雲集的美國首都，又何必錦上添花呢？不過他對中國的關懷卻未中斷，繼續與留在中國的友人通信，當他得知博濟醫院在第二任院長嘉約翰(John Kerr)的領導下，無論在醫療或佈道方面，都在不斷進步時;心裹得到最大的安慰。
註：本文主要取材自Gulik, Edward V．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原刊載於校園雜誌6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