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聯知多少
──學生聯合會的福音事工
劉智欽(校園團契同工)
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中國教會最大的特色，就是學生中的佈道培靈工作，而「學聯」的發展過程．包括基督徒怎樣在中國大學興起，和基督徒學生奮鬥的經過，這些已成為過去三十年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只有當我們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我們才能做好充分準備．去面對亞洲及西方教會可能要共同遭遇的危機。
一、前言
「當學生決定行動時，事情就發生了，在宣教的歷史中說明，許多宣教的運動乃是由具有普世異象的學生所點燃。」這是大衛豪爾(David Howard)在「Student Power in World mission」一書中的序言。它還說明了學生福音運動在近代教會宣教史的地位。
不但在教會宣教、神學教育等的範圍內是如此，綜觀近代各國政冶，社會的變革，學生更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中外皆然。 在近百年來中國教會史中，無論是神學立場較自由派的「基督徒學生運動」(以下簡稱「學運」)，或神學立場較為保守之「基督徒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學聯」)，他們在中共政權建立前的事工，都具有長遠的影響。唯因「學運」之歷史較久，文獻資料存留與後人論著也較多，而「學聯」的工作，時間只有從一九四五~一九五一(民國卅四年至四十年)，文字資料亦少，但因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九年間，中國教會最大的特色，就是學生中的佈道培靈工作；(註1)而「學聯」的發展過程，「包括基督徒怎樣在中國大學興起和基督徒學生奮鬥的經過，這些已成為中國教會過去三十年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只有當我們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我們才能作好充分準備，去面對亞洲及西方
教會可能要共同遭遇的危機。」(註2)這其中「就是當時基督徒學生的思想感受和共黨領袖採用的策略」(註3)，已在當年「學聯」副總幹事大衛．艾得理牧師( Rev David Adeney)所著《祂必保守》一書中表達。
但我們所需要的不只是一個信仰的反省，對於了解當時事工的全貌，從而知古鑑今，對今日處於徘徊十字街口的台灣、香港的學生福音事工，更是重要的。
二、近代基督徒學生運動及對中國教會之影響
一八八五年七名英國劍僑大學畢業生，加入由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甫於一八六五成立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在英國大學基督徒團契間帶來了一陣衝擊，在赴中國就任時，途經美國而帶動了一八八六年興起的「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這運動在起初的四十年，一共派遣了一萬零五百位宣教士，其中約三分之一來到了中國，但由於此一運動在信仰上漸傾向自由神學，以致劍橋大學團契於一九一九年，宣佈脫離上述組織，並將該團契的信念推動到全英國各大學，而為今日之「全英國大學基督徒團契」(University & College Christian Fellowship)
一九三四年起，由英、美等國之學生工作者，每年舉辦學生福音會議。一九三九年大戰之前，亦籌備了一次大規模的國際學生會議，參加者達八百餘人，但因大戰的爆發，使得原本倡議成立之國際學生福音運動組織，無法順利進行。
大戰結束，一九四六年英國牛津召開首次之國際學生會議，代表們深感成立一國際組織的時機業已成熟，於一九四七年於美國波士頓正式成立
「國際學生福音團契」( International Fe1lowship Evangelical Student FCBP)。(註4)隨著歐、美學生工作的分裂，中國自難脫離其影響，當時在中國為第一大宗派之內地會，其宣教士有不少的比例是受福音派學生工作所影響，自然不會坐視「學運」在中國對學生之影響，這當中極具關鍵的人物，仍是一九三四年來到中國的大衛．艾德理，他在大學時為「劍橋基督徒團契」學生宣教祕書，畢業後任「全英國大學基督徒團契」(U.C.C.F.)宣教祕書，並成立大學宣教團契，團訓為：「廣傳福音，不完不休。」(註5)
三、「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的成立
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中國宣佈對日抗戰，隨著戰局逆轉，華北、華東、華南相繼落入日軍手中，國民政府亦由南京而漢口，最後遷往重慶，此時各國立大學不是遷後方就是停辦，而教會大學有遷往成都之基督教聯合大學，該校由華西、金陵、金陵女大、齊魯醫學院、東吳大學生物系等組成。並有移往租界接受外國保護的，如聖約翰、滬江、之江、東吳大學，在上海公共租界組成上海基督教大學。(註6)
國民政府為因應當時情勢，在大後方亦設立了不少大學，招收了不少逃難的流亡學生，苦難與戰爭的陰影，為抗戰時期的人心預備了沃土，遠離家園的學子不再有家庭的束縛，有利福音在學生中的傳揚，這是大時代的走向，就另一方面而言，「學運」亦因原事工大多集中在沿海的教會大學內，內地是他們事工較弱的區域，而青年會幹事亦投入救濟等社會工作，一這使得以青年會為主體的「學運」，只能在十三所偏僻的國立大學，利用外國之捐款成立學生公社。(註7)
另一方面，屬於基要或福音派信仰的傳道人，卻在大後方的大學中向學生傳福音，這些人包括了計志文牧師，他曾在成都的華西壩體育館、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禮堂，分別向一千多位學生佈道。(註8)內地會的孔保羅牧師，以及當時負責「十字軍」向邊區傳福音之趙君影牧師，該「十字軍」接受美國Zondervan公司之經濟支持，而趙君影牧師因看到當時學生工作的需要，所以亦向學生傳福音。
一九四四年冬(民國卅三年)，趙君影牧師在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與重慶大學的聯合校址佈道三天，每晚大禮堂座無虛席，約有兩千餘人，在台前認罪決志信主者約有兩百多人。學生工作在極短的時間遍及大後力的大學。(註9)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字軍」改組為「中華傳道會」，趙君影牧師決定用此外國捐款召開「全國基督徒學生夏令會」，地點在重慶南山的靈修學院，賈玉銘牧師為主要講員。(註10)共計有來自川、陝、雲、貴等省，四十二個院校一百六十九位參加。(註11)滕近輝牧師當時為西北大學團契主席，回憶該次的夏令會：
「我們坐了數天無蓋無座卡車，穿山越嶺，付了很大的代價，才到達重慶。聖靈在大會數百大學生中間大大作工，我自己得到靈性的復興，有十六位學生獻身全職事奉主(其中有陳終道牧師)。這是我初次嚐到復興的滋味。」(註12)
於夏令會結東前夕，七月十二日「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組織成立，趙君影牧師被選為總幹事。
四、「學聯」同工與事工狀況
隨著對日抗戰的勝利，「學聯」的事工也發展到華東、華北各地，學生們迅速的在各大學成立小組，除東北、台灣之外，在當時一百五十多所大學中，其中九十八所有「學聯」的事工，近百名的學生成為志願同工，推動事工直到一九五一年止，有近兩萬多的學生信主。(註13)
一這段時期「學聯」的全職幹事，一般都維持在卅多人的狀況，陸續參與的則約有四十多人，其中國人與洋人各半，洋人則以「內地會」的同工為主，包括孔保羅、賴恩融及任職副總幹事的艾得理。
一九四六年一月「內地會」將艾得理牧師，借給「學聯」，由於當時急需人手，他便由倫敦搭大型水上飛機，飛往重慶，家人則乘輪船來華，甫抵重慶便參加了第一區的冬令會，與學生們在大學的體育館內席地而睡。這個冬令會使華西各大學的基督徒團契人數與日俱增。(註14)。
為了方便有效的推動事工促進基督徒的參與，趙君影牧師在「學聯」成立之初，便成立了「顧問會」，賈玉銘牧師為第一位首席顧問，學生則成立「學生執行委員會」來執行事工，並成立校際地區聯合會，以強化校際間的福音運動。(註15)
南京為「學聯」總部的所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假「華東神學院」舉行的第二屆夏令會，為「學聯」最後一次全國性的聚會，但它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大會主席由仍為學生的焦源濂擔任(註16)。
負責當時場地與總務的南京大學等團契，在會前工作中，將人分成兩組，一組進行打掃，一組則禱告守望，隔段時間則兩組互調。(註17)在當時通貨膨脹，政冶與社會混亂中，這群大學基督徒活出了信仰美好的見證。在與會的五百多位學生中，有近一百位獻身，其中查逸錕弟兄為往後台灣校園福音團契的創立者。(註18)講員則有楊紹唐、計志文、賈玉銘、趙君影及內地會會督華福蘭。(註19)
由於「學聯」事工的興旺，使得神學院不得不修改教學課程，以適應這些大學畢業生的需要(註20)。不少教會、神學院亦因「學聯」而受益匪淺。如南京之「靈修學院」一九四人年遷回南京時，就得頗多大學畢業生之助。(註21)而位於廣州之「東山浸信會」「其中的大學團契尤為突出，在廣州愛主的青年基督徒，除了一部份在聚會處，其餘的大部份都在這個團契裏，他們也是各大喜學校內的團契負責人。」(註22)
「學聯」在各大學事工的發展，不但引起小群教會與耶穌家庭的注意，更引起了共黨的注意。(註23)它的成功引發了教會內外的關注。
五、「學聯」的信仰與屬靈觀
要了解「學聯」的信仰，我們可從領導人趙君影的成長過程去分析。在台灣設立「中原大學」與「關渡基督書院」的賈加美牧師，為趙君影中學時代的校長，但趙君影卻在進入「之江大學」後，受到了自由派信仰的影響，大學期間因得肺結核病而休學，休養期間在賈加美牧師家中，適值計志文牧師前來佈道，而清楚信仰，待身體痊癒後就沒返「之江大學」就讀，(註24)而隨賈加美牧師到各中學佈道。
趙君影本人亦說；「我在當時所作的學生工作，在教義上是與賈玉銘一條路線，工作上是與王明道相呼應的，在奮興的事工上是宋尚節式的，現在回想起來，抗戰期間大學生的復興工作在基層上的教義都是基教派的，也就是賈玉銘所教授的。」因此「學聯「的信條，在趙君影擬妥之後，交由賈玉銘牧師過目修正。(註25)這信條共計四條，條列加下：(註26)
1.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之真神。
2.信全部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3.信主耶穌由聖靈藉童貞女道成肉身，曾釘死在十字架，替人贖罪，復活升天，必二次再來，審判世界。
4.信唯一的救法是以信心接受主耶穌基督，從聖靈重生，得為神的兒女。
根據上述的信仰原則，他發展了一套基督教的宇宙觀、人生觀、社會觀、歷史觀、經濟觀、人類的命運與天國的理想。而其中的人生觀與宇宙觀更是在大學佈道中最常講演，其三篇典型的講章為「我為什麼信上帝？」與「基督教的宇宙觀」，「基督教的人生觀」。(註27)
對於當時內戰期間的社會關懷工作，雖然「學聯」的領導人趙君影亦有其社會關懷理論的提出，但他認為當時教會不容，認為他信仰變節，而始終未行。(註28)因此「傳揚福音，造就靈性」(註29)設立團契，成為「學聯」極重要的工作模式。而趙君影在回顧這段事奉的過程後，亦認為「抗戰期間的學聯，徒有屬靈的追求，未能進一步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由此可知，學生運動應該雙管齊下。」(註30)
六、「學聯」在政治處境中的回應
中共的「地下學聯」利用當時政冶動盪，籍「反饑餓、反貪污、反內戰」的口號，處處引起學潮，不但控制了「青年會」的「學運」，當這些親共學生無法控制該校學生會時，就藉團契的名義來進行政冶活動。以一九四八年的上海「滬江大學」為例，親共學生就陸續成立了「唯信」、「唯望」、「唯愛」、「新光」，以及一個以吸收廣東學生為主的「天南團契」。一九四九年秋，廣東仍在國民政府的控制中，但此時的「嶺南大學」好幾個團契都已經給親共學生滲透了。(註31)
正因中共假藉團契名義進行活動，所以「學聯」亦備受來自國民政府的批評，特別在大陸政權易手之前的的這段時間，他們不能了解這些學生怎會只為了研經祈禱而聚在一起，因此自由派人士公開指控「學聯會」是政府反革命運動的工具時，而國民黨卻懷疑它是共產黨徒的庇護所。(註32)
「學聯」為避免落入政冶鬥爭，亦為避免被滲透，因此在一九四七年的南京第二次全國大會中，修改章程，加強顧問會的權力，以平衡學生的執行委員會。(註33)更由於「學聯」堅持屬靈的工作，使親兵的學生要滲透進團契的核心極為不易，也們相信靈性與事奉的火熱是不易長期偽裝的，因為禱告會、見證會、查經班常令親共學生不知所措，甚至有團契在新同工上任時，先來個三小時的禱告會。(註34)
所以當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時，其他事工團體所屬團契為中共大量控制時，「學聯」所屬的團契，基本的領導權仍在愛主基督徒學生的帶領，「可見當時學生團契，堅持要有堅穩的福音信仰才可以當團契領袖的重要。」(註35)中共政權初建立時，對各宗教仍保持寬忍的政策，各地「學聯」的團契仍可以聚會，但學生們深知可以自由敬拜的時間不長了，在校內他們的信仰面對「唯物論」，「學聯」的弟兄姊妹要時刻預備自己，跟這一群相信「唯物論」的同學幹部辯論。
為了面對上述的問題，「學聯」的幹事吳永泉於一九五○年初，出版了也的著作「信仰問題」，由於中共執政初期的宗教自由政策，使該書迅速的在學生中流傳，甚至進上海的「安息日會」、「天主教會」亦購買該書分發給會眾。短短六個月內共印了六萬冊，朱經許可而自行翻印的尚不知幾許。
一九五○年八月，艾得理牧師被迫離開大陸，不久「信仰問題」被列為禁書，吳永泉亦被監禁。這書大概是在共黨統治下出版的唯一基督教護教學的書籍。(註36)
七、「學聯」事工的結束
「學聯」總幹事趙君影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為恐受共黨的鬥爭，而離開上海到香港，對當時的「學聯」幹事，學生團契的影想不小，但學生們也都預備好自己去面對一個活在反神政權下的信仰生活。當時中共急於對付三個基督徒團體，分別為在鄉村的「耶穌家庭」和城市的「聚會所」，以及大學內的「學聯」(註37)。
一九五○年，基督徒學生要接受為期五週的思想改造，當年八月「學聯」副總幹事艾得理被中共驅離大陸，「學聯」的事工亦因同學們的畢業而人數漸少，於一九五一年正式解散後，只有位於北平未正式加入「學聯」，而由十五所大學組成的「北平學聯」，卻到一九五五年仍有活動。(註38)
雖然大型的聚會被禁止了，「學聯」的團契亦不在中共所註冊的教會內聚會，所以他們便不惜以小組的方式來聚會，許多人因此被捕送入了勞改營。(註39)
八、結語
「學聯」在大陸的工作，若將抗戰末期一併計算，充其量不過十年，但當我們今日回顧當年事工，對今日台灣、香港、大陸教會的影響，就不能忽視它的存在。
台灣的「校園福音團契」與香港的「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原則上承接了「學聯」事奉的異象，當年許多學生時代蒙召全職事奉者，為今日華人教會的領袖，在大陸「學聯」事工的成果，也透過小組轉入地下。
艾得理牧師的一段話，更可以為「學聯」的事工，註下最好的評語：
「五十年代中國基督徒學生的見證，無疑為七十年代家庭教會注入新的活力，掛名的基督徒無可奈何地妥協之後，信徒之間的團契就靠年青人去維持；各大學團契組織雖然被瓦解，昔日的基督徒學生及也們的子女，卻成為真正教會的一部份，這教會繼續在黑暗中發光。」(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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